2019年1月21日，《光明日报》11版“光明学人”专版刊登我校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黄永林教授撰写的文章《刘守华：把中国民间故事“点石成金”》，对我院刘守华教授一生钟爱民间故事、追寻民间故事的学术人生进行了介绍，现全文转载如下：

　　作为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宝藏，中国民间故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的不仅仅是民间的知识、经验、智慧、情感，更凝结积淀了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基因与价值追求，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刘守华先生一生钟爱民间故事、追寻民间故事，他用自己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中国民间故事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作出了奠基性的历史贡献。

兴 趣

　　刘守华先生出生于湖北沔阳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江汉平原的乡镇，民间文艺异常丰富。当地百姓最喜欢的一是看戏，二是看皮影。刘先生的童年正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听了很多有趣的民间传说。

　　特别是老人们讲故事，当地叫作讲“古话”，刘先生常常听得着迷，甚至有一次，他竟然忘记自己是站在板凳上，结果激动得手舞足蹈，从板凳上跌了下来。

　　鲜活的民间故事有着劝善惩恶的寓意，幼时的刘守华虽不甚了了，但这些故事创造出来的奇妙幻界，还是令他喜悦激动，惊奇入迷。当地百姓“编织”的这些故事，材料都取自日常生活中极其普通的人和事，而且就发生在孩子们的周围，经说故事的人加以夸张渲染，一个闪耀着奇光异彩、隐藏着无穷奥秘的童话世界便呈现在他们面前，简直是点石成金。

　　这个“童话世界”刺激着刘先生的想象力和好奇心，使他和人民群众创造的童话艺术结下不解之缘，由此开始领略到民间口头文学的美妙。

　　上大学后，刘先生利用课余时间收集各种民间故事和民间童话，并选择了民间童话作为研究方向。1956年，他完成了一篇四五万字的关于童话研究的论文。在此基础上，他一边学习相关理论，一边充实修改文稿，并陆续将相关章节的内容写成单篇论文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

　　1979年，刘先生的《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在《民间文学》第9期刊发后，很快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982年，他对这部起笔于二十多年前的文稿作了进一步扩展与修改，六易其稿，由早先几万字的论文扩充到二十余万字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出版，并于1995年获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

       民间童话多以少年儿童作为主要对象，富有幻想性与趣味性，是具有世界性的一种口头语言艺术。刘先生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是我国第一本研究中国民间童话的专著。在这部著作中，刘先生广泛吸取前人成果，认真总结中外现代学术史上一批著名学者的相关研究，并以他们的理论为基础，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中国民间童话的具体形态、艺术特征以及童话发展、搜集整理与创作等诸多问题，第一次对民间童话的范围与分类作了翔实可信的论述。

　　刘先生在《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中阐述了我国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之间民间童话相互影响的原因与途径，从而富于说服力地提出了中国民间童话具有显著民族特色的这一观点，使其具有了区别于前人研究的原创性意义。《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出版后，立即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评价，先后有多种报刊相继发表评介文章予以肯定，认为它标志着“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中国各族民间童话的思想和艺术、探讨童话艺术发展史及其民族特色的专著”的产生。民间文艺学家谭达先先生认为此书“是当代中国童话研究领域中的最新成果。它研究的观点新、资料新、方法新，建立了独创性的民间童话科学的新体系。可以说，在促进当代中国民间童话理论科学的发展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探 索

　　1956年，还是大学生的刘先生在《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一文，受到学界关注。1957年，他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民间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正式开启了民间故事的研究之路，并为此砥砺前行。

　　刘先生喜爱散发泥土芳香的民间故事，经常深入民间进行田野调研。从1981年起，他担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副主席长达20年之久，足迹遍布湖北全省各地，与乡村泥土艺术广结情缘。他密切关注民间故事及传承人的形成与其社会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深入开展田野调查，并同这些口头文学家和搜集家建立了友好联系。

　　刘先生参与开发了湖北民间文学的“三家三村”（故事家刘德培、刘德方和孙家香，伍家沟民间故事村、吕家河民歌村和青林寺谜语村），以及被称作“汉民族神话史诗”的《黑暗传》等。围绕故事家成长和故事村形成的诸多文化因素研究，他先后发表了《文化背景与故事传承——对32位民间故事讲述家的综合考察》《中国鄂西北的民间故事村伍家沟》《湖北“故事村”里传承的梁祝传说》《故事村与民间故事保护》《清江流域的女故事家孙家香》《汉族杰出的民间故事家刘德培》等多篇论文，将故事及故事家的研究置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分析，注重发掘其被形式所遮蔽着的民族文化底蕴，既分析民间故事的“思想”和“艺术”特点，又重视社会历史文化对作品及其创作传承者的巨大影响，努力开掘民间故事与社会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开创了民间故事研究的文化学范式。

　　在坚持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刘先生充分吸取现代国际民间文艺学和比较文学成果及方法，以揭示跨文化体系的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民间故事的类同与变异，同时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找出民间故事和其他相关文化事象的区别与联系，进而从理论上阐明造成这些故事异同的历史文化根源，探求民间故事在历时与共时的文化背景上产生、流传、演变的规律，揭示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

　　刘先生最初写作了一组总题为《一个著名故事的生活史探索》的文章，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淌来儿”“蛇郎”“求好运”等故事类型的“生活史”进行追踪研究，不仅使他跨入了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乃至比较文学研究的殿堂，更使他的故事研究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民间故事的文化学研究。

　　20世纪末，刘先生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与传承研究”，最终以《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为结项成果出版。课题选择和归纳了60个常见的中国故事类型加以剖析，以全面体现他对故事类型研究“本土化”的学术理念和重视文化背景与价值评判的特征。有学者将他这种从中华传统文化深处探求中国民间口头文学的文化根脉的研究称之为“故事文化学”。刘锡诚先生评价说：“他的学术视野不断扩大，研究方法逐渐从单一到多元综合，从地理历史研究法，到把类型研究与功能研究、意义研究结合起来，从跨国跨民族的比较研究到跨文化研究，从文本研究到历时的、共时的、多侧面的比较研究，再到结构形态研究……一言以蔽之，文化研究的介入，不仅打破了他民间故事研究单一的文艺学研究，也打破了西方来源和背景的类型研究的困局。”“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可以视为刘守华故事研究的一个转折。”

　　刘先生曾用长达30年时间对“求好运”民间故事的经典个案进行跟踪研究，在搜集210余篇异文的基础上，编著出版了《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这部书共收录以他的“求好运”故事研究论文为主的中外学者的研究论文14篇，选辑中国18个民族及亚欧7国的80余篇异文，是世界首部AT461型故事的研究成果与故事文本合集。

      《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近期获得了湖北省文联授予的文艺评论著作二等奖。刘先生说：“追踪研究可以说是我的特点之一，是一种执着，是对某些个案的不断追踪。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我能够完全沉浸在里头，思绪不断，恒久琢磨，才有所领悟。把解开谜团作为一种乐趣，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这里面有个理论和方法的问题，理论上要不断地学习探索，开阔视野，奋力趋前，把学问做活做深。”

　　“作为中国民间故事的扛旗人物，从1953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至今，刘守华潜心研究民间故事63年……虽然大半辈子做同一件工作，但刘守华从没有感到过厌倦和乏味。”有媒体专访刘先生时这样评价。

学 缘

　　关于自己的学术成长经历，刘先生不止一次谦虚地谈道：“我没有什么天才，只能靠长时期孜孜不倦的努力来积累创造学术成果。一个人抓住一种有益的学问，只要几十年不间断地做下来，即使不是天才，也会有显著成就。”

　　刘先生认为，自己在学术上能取得一些成绩，除了执着与勤奋之外，还得益于学界众多专家学者的扶持与指导，因此，他常怀着感恩之心在文章中提及他们。他在《五湖四海结学缘》一文中详细记叙了他与钟敬文、季羡林、丁乃通、李福清等名家的学术情缘，深切表达了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刘先生将钟敬文先生为他题的字“吾侪肩负千秋业，不愧前人庇后人！”作为座右铭，不断鞭策自己。在《风范长存忆季老》一文中，他特别回忆了季羡林先生的鼓励和教诲：“在这30多年向季老请教、同季老交往的过程中……他对学问的认真执着，对年轻一代中国学人的深切关怀，以及平易朴实的生活作风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他关于比较故事学的一系列真知灼见，更成为启迪我进行学术创造的牢固基石。”

　　刘先生不仅广结学缘、虚心求教，而且十分重视国内外学术交流，积极接受新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具有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和学术视野。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与民间文艺家、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教授、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院士、美国民俗学会会长邓迪斯教授以及日本东京都立大学饭仓照平教授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学术联系，通过通信和撰文共同探讨民间文学领域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并邀请他们来校交流和讲学。

　　刘先生率先在国内用芬兰历史地理学派方法研究民间故事流传的路径和原型，用俄罗斯普罗普结构主义理论分析民间故事的叙事结构及其规律，用弗洛伊德、荣格精神分析学派理论探究民间文学中的母题、原型的心理机制。正如《中国比较文学通讯》刊文指出的那样：“刘守华先生的研究，从视野、对象到成果，都早已冲破了国界，进入世界学术大网络之中。”

　　“‘术业有专攻’，我喜爱民间故事，在中国各族民间故事的百花园中，作为一名辛勤耕耘的园丁，常常乐而忘倦。所以，我的学术活动，一直以故事学为中心，不断扩展它的广度与深度，以期取得超越自我，超越前贤的原创性成果。”刘先生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年逾八旬的他仍表示，将继续为建构民间故事学理论体系而努力。

建 树

　　刘先生的学术生涯长达60余年，对民间文学情有独钟的他，以执着勤奋、严谨务实、求真开拓、追求卓越的精神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

　　为了民间文学，即使遭遇不测，在生命危机之时，刘先生也不忘他的民间故事。2002年岁末，他在湘西山区参加完民间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开始准备对当地的民间文学进行田野调研。不幸的是，返程途中遭遇车祸，造成3根肋骨断裂、1块金属片插入额头的重伤。

　　我们急忙赶赴医院，只见刘先生的脑袋和胸部缠满绷带，处于休克状态。医生事后告诉我们，如果不是抢救及时，恐怕性命难保。然而，当刘先生恢复意识后，问的第一件事却是调研的记录稿是否健在。

　　听到这句话，在场的人都流泪了。

　　刘先生当时已67岁了，在常人看来，大难不死就应该放弃一切，安度晚年，可他偏不，康复后仍一如既往地奔走于乡间田野，采集民间故事，忙碌于教学和科研。

　　中国民间故事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然而我国民间故事研究还不够深入和系统。于是，刘先生暗下决心，与同人们一道加强研究，努力构建中国民间故事学体系。1985年，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学刊授大学之约，他撰写《故事学纲要》一书，其后经过修改充实，于1988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故事学纲要》是刘先生在对国内外故事学研究作全面考察的基础上，第一次对中国民间故事学理论体系进行的建构。

　　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既包括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故事异同之比较，也包括故事形态的历史演进之比较，它能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上，更深刻地揭示故事艺术的特点和规律。刘先生则在改革开放初期萌生、20世纪80年代倾力建构这一学术支点——比较故事学。

　　1986年，刘先生第一部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民间故事的著作——《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出版。这部论著拥有开阔的比较视野，既有具体的单一类型的比较，又有整体性的文化系统之间相近类型的民间故事的宏观比较。刘先生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人类学、民俗学及比较文学的方法与成果，对中国民间故事与日本、印度、阿拉伯等民族与地区的民间故事的影响或特色之异同性作了多侧面论析。

　　《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的原创意义在于学术视野的扩大与方法的突破，以及对此后建立比较故事学体系的奠基性贡献。

　　在比较文学领域，刘先生多年来持续进行宗教与民间文化关系的研究，这属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比较，其中道教与民间文学、佛教与民间文学的关系研究，他倾力更多。为探求道教文化和中国民间叙事的关联，他曾7次上武当山搜求以“张三丰传说”为主体的武当故事传说，经数年耕耘，终于撰写完成《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一书，先于1991年在台北发行繁体字版，继而又于2008年在北京出版简体字增订本。这部著作后来获得了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为探寻佛教对中国民间文学的深远影响，刘先生用几年时间通读《大藏经》，搜寻相关故事，并同中国活态民间故事进行细致比较，完成了专著《佛经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演变》，于2012年出版，随后获得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花奖。

　　1995年，刘先生的《比较故事学》一书出版。他曾谈到，撰述此书旨在借鉴西方比较故事学的理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故事学理论体系，促进中西方故事研究的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通过民间故事这个窗口，探寻世界文化变迁的潜在律则与人类心灵深处的奥秘。

　　在当代比较文学的科学殿堂上，《比较故事学》以一种达观、开放的学术精神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与领域，通过富有说服力的多民族之间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支持了中国比较文学界关于比较文学内涵的理论。此外，《比较故事学》吸取西方比较故事学理论，结合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具体实际，为系统、科学地建构中国特色比较故事学理论体系做了新的拓展。为此，以乐黛云教授为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专家们认为：“新时期在比较故事学方面投入最多、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推刘守华教授。”

        中国民间故事史研究，是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是构建中国民间故事学的关键。为完善中国故事学体系，刘先生主动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民间故事史研究”。经过8年苦心探索，他的67万字学术巨著《中国民间故事史》于1999年正式出版。

　　《中国民间故事史》分别论述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及20世纪的中国民间故事，以及佛教、道教文化与中国民间故事的交融。在上下几千年的时空背景下，刘先生对浩繁的材料作了精细考察，对口头叙事文学的传承演变脉络作了宏观梳理。在进行历史构建的研究中，引录故事尽可能取自最佳版本，并将它们与现今存活的口头叙述形态进行比较对照，采取纵横交织、古今贯通的框架来立论。

　　《中国民间故事史》以历代具有代表性的故事文本为线索作断代的纵向演绎，以佛、道文化对故事的渗透影响为专题作横向剖析，译解和评述力求切合它们作为口头叙事作品在一定民俗文化环境中的真实含义，基本实现了对民间口头叙事传承本来风貌的复原。

　　在研究方法上，《中国民间故事史》在坚持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同时，将现代民间文艺学中常见的母题、类型研究法和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法融会贯通，紧密联系故事构成演变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承者的文化心态，探求其实际的文化内涵及社会象征意义，注重发掘被形式所遮蔽着的民族文化底蕴。

　　《中国民间故事史》甫一出版，立即在学术界产生强烈反响。中国民间文学泰斗钟敬文先生称赞：“这一繁难的开创性工作，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作为系统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第一部著作，它已经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中国故事学会主席姜彬先生认为，《中国民间故事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民间文学研究上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也是一部不可多见的宏构巨著，在我所接触到的作品中，这个著作就材料收集富厚、观点的新颖精辟和篇幅的巨大，此书可称第一，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了一部可以与世界名著相媲美的自己的学术著作”。《中国民间故事史》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特色民间故事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建成。日前，此书已列入中华学术外译规划，将译成英文、日文在国外发行。

　　黄永林，博士，刘守华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开门弟子，华中师范大学原副校长，现任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

学人小传

　　刘守华，1935年8月生，湖北沔阳县（今仙桃市）人。1957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87年任教授，先后任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主编；兼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副主席达20年之久。在海内外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学术论著10余种，获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三等奖5项，另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湖北省人民政府教学一等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花奖民间文艺学术成就奖等。

（来源：华大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