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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背景下编辑出版学如何发展——第五届华中学术传播论坛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

作者:明海英来源: 阅读次数:日期:2021年11月29日

1121日,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第五届华中学术传播论坛举行,与会学者围绕“新文科背景下的编辑出版与文化传播”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提炼出有效解释中国现代化的知识话语

“新文科”是相对于传统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的。它是以全球新科技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背景,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升级,从学科导向转向需求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刘云表示,新文科建设对于推动跨学科的创新发展、构建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格局、加快培养新时代文科人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新文科是对传统文科的提升,并试图打破专业壁垒和学科障碍,需要以广博的学术视角、开阔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术积累,为学生提供更契合新文科时代背景需求的综合性、跨学科和融通的知识结构。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付海晏表示,文化传播涉及新闻传播学、历史文化学、文学、编辑出版学等诸多学科。几年前成立的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切中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现实需求。他表示,在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面,文化传播大有可为。特别是在新文科背景下,进一步思考和探索传播什么、如何传播、谁来传播等本质性问题,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新文科应该向着看似不实用而其实有大用的方向,探索真理,追求发现与精神学问,而非只看眼前的具体问题,一味追求立竿见影的实效。”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范军表示,新文科建设在本质上是一种新的知识生产。他赞同将新文科建设放在高等教育的内在要求来理解。新文科建设首先要直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在知识生产上寻求知识的增量建设,而不是知识的存量重组;要在世界的视野中,重新观察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提炼出有效解释中国现代化的知识话语。要重新思考和探索高等学校人的培养,在立德树人上彰显新文科建设的中国文化内涵。

推动学科交叉融合 促进出版理论创新

随着《新文科建设宣言》的发布,我国进入全面建设新文科的时代。在新文科背景下思考出版学如何发展,有助于推动出版业转型升级和国家话语权建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黄先蓉表示,在新文科背景下,出版学学科建设应遵循相应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在内容方面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在教学方面推进教育现代化,在学术研究方面促进出版理论创新,在国际交流方面增强学科话语权,进而提升其在国家学科体系的地位与层级,并助力新文科建设。

在根据地解放区的革命实践中,共产党人认识到占据人口半数的女性群体的重要性,积极开展各项妇女工作。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吴永贵基于统计数据,勾勒了根据地解放区女性相关图书的出版概貌,考察了图书文本中的女性革命形象建构,并利用社会运动的构建理论,分析了图书出版对女性革命的动员作用。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三夕通过程千帆与徐行可父子的世交以及一段书缘,来表达他对乡贤徐行可及其传承祖业的后代的敬意。张三夕表示,徐行可不仅藏书丰富,而且继承中国私家藏书的优良传统即读书、校书、印书,与民国时期文史学界一批著名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而其作为藏书家的相关贡献,世人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方式,“影视短视频”这一全新的媒介样态从走进大众视野,到近些年来在短视频平台全方位兴起用了短短不到3年时间。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金波结合短视频传播与实践案例作报告。他从社会对影视、影像人才的需求出发,反思我国影视教育的本体属性与当代职能,为新文科建设中的影视人才培养与影视学科建设提出了一些可实施的建议。

股份公司制度作为西方舶来品,移植到我国出版场域后,必然要经受“本土化”改造。通过研究,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青年学者欧阳敏发现,改造主要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方面展开。他通过商务印书馆和中国图书公司本土化实践两条路径的研究发现,在100余年的出版实践中,相较于西方出版企业在非正式制度(传播立场)方面强调经济伦理,中国的出版企业更为强调文化伦理。

出版传播学科建设的本土化路径

严复于一个世纪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在国内外具有广泛深入的影响,已成为指导我国翻译实践的重要准则。“翻译作为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不论出于何种目的,不能不考虑传播效果,即受众的接受状况,而适应性则是翻译作品达到良好传播效果的必要条件。”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教授李银波表示,翻译的“适”不同于严复所提的“达”,它包括翻译作品在内容、语言、文体、编排等各方面的考量和处理。翻译的“适”既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也具有长期的历史依据。在李银波看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汉代学术史论》(英文版)的翻译实践也为翻译的适应性提供了具体例证。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何卫华结合外国文学作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探讨了外国文学与“世界性主体”的建构问题。

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电影在建构和传播城市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林吉安在报告中,基于对相关代表性电影的细致解读,从空间呈现、人物塑造、影像风格等方面切入,诠释了电影中的武汉形象。他表示,电影对武汉城市形象的表达只是一种想象性的建构,与现实难免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需要采取一些针对性的策略来不断改进武汉的银幕形象,从而向世界传播一种更加积极、正面的城市形象。

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杨光宗以文字形式向大会提交报告。他表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编辑出版学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业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在与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的比较中,体现出很强的共通共融性特征。在新文科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出版学学科建设“势”在当下,也是国家发展、学科创新的必然要求。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